因出版社约请检校图书，很偶然地读到《李健吾传》（韩石山著，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）。本是负命而行的差使，却有了欲罢不能的阅读感觉。于是这本38万字的厚厚的人物传记，囫囵吞枣地两三天便读完了；又因有检校的任务，便又反复几遍。如此再三，便引出了一点思考。
首先，是关于传记文学题材的思考。人物传记，历来不乏素材的收集。人的一生，或长或短，但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却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岁月沧桑。因此，可成为作品题材的内容很多：或是探幽取胜的轶闻汇总；或是极尽夸饰的道德说教；或是朴实严谨的人生感悟。此时，作家的境界与技巧便在这选择过程中了然若揭：猎奇见其品味与心性的浅陋；夸饰显现他的功利与世故；严谨反映作家秉承传记传统、直面现实人生的悟性与胆略。如果以上述比照《李健吾传》，韩石山在本书材料的选择与结构的安排上当属后者，说其春秋笔法是言过其实，但他的谨严与深刻却是贯穿于全书始终的。在作品中，作者拨开笼罩在李健吾一生岁月中的重重迷雾，拂去掩盖人物性格魅力的诸多琐屑浮华，用“上学、留学、教学、研究”八个字简洁扼要地勾勒出一个在风起云涌的变革背景之下，苦苦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。基于此，我们便读到了这样一位能代表数以万计的文人士子形象的李健吾：他疏离于名利，也疏离于权势；他淡泊人生、执着事业。他在小说、散文、剧作、翻译、文学评论、法国文学研究等方面的等身著作，昭示了自己实践理想的人生价值；他用自己行云流水般的语言、洒脱豁朗的文风，展现文人的自信自得、自尊自知；甚至他的死，都力求平静，“不开追悼会，不上报纸，不留骨灰，若无其人。”这三不一无的遗嘱，为主人公的人生境界作了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注释。凡此种种，是书中主人公的精彩动人处，也是作者选择材料的精彩动人处。
进而又想到现在，在这物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物质世界里，人文思想的臧否也掺杂了许多世俗功利的因素。一些或为名或为利的文人与准文人，不惜挤出自己与金银等值的时间，铺排笔墨、激扬文字，于是文坛上便有了许多似是而非的“传己”、“传人”的作品：有的旨在报私怨，泄私愤；有的在自夸自显；有的在编撰新的以己为中心的神话；加上某些趋炎之辈的聒噪，一时间确实有几分英雄辈出的意味。殊不知，烟云过眼，转瞬成空。如此功利浮躁的心态，岂能道出一个真实而不朽的形象；在人事扰扰的世界左右逢源，春风得意，还想写出力拔千钧的《忏悔录》，岂不是痴人说梦。
看来，无论传己与传人都需要公允客观的态度，平静超脱的心理。传记不仅仅是一种文章体裁，更是写传者与被写者胆略、胸怀、精神、见识、气节等天衣无缝的契合。“诗外”的功夫不是写传本身，而是对人生的实践与感悟。韩石山历经岁月坎坷，对人生特别是文人的人生有深刻的认识。因此，他能品味李健吾之酸甜苦辣，亦能同感其悲欢离合；能叹其不遇，亦能悔其自闭；能奋其长歌当哭，亦能哀其身如飞鸿，随世俗之苟且。这是作者笔下真实的李健吾，也是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文人形象。
其二，关于传记文学表现方法的思考。传记是文学的一种形式，但它又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文学体裁：前者基于写实，后者立足创新。陈寅恪先生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说：“陈氏《长恨歌传》与白氏之《长恨歌》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，而为一不可分离之机构，赵氏所谓‘文备众体’（语见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）中，‘可以见诗笔’之部分，白氏之歌当之；其所谓有‘可以见史才’议论之部分，陈氏之传当之。”后人们据此以“史笔”、“文笔”划分传记与创作。史笔是基于真实基础上的直书直议之笔；文笔是作者在固有经验基础上的生发与创造。韩石山是能够娴熟运用这两种表现手法的作家。他以小说主打文坛，读他的作品，有如面对一个机敏而狡黠、自知又自傲的朋友，他用自己的语言、思想启发你，鼓舞你甚至嘲弄你，他用自己的热情走近你、也用自己的冷酷拒绝你；于是，你被他激动得热血沸腾；你被他引诱得迷茫万分；你又被他拒绝得心灰意冷。然而，在《李健吾传》中，却不见作者的曲折多变，腾挪跌宕的技巧，也不见作者营造的极富美感效应的情感空间。在略带困惑与遗憾之中读完全书，才在作者写的《后记》中找到答案：
近年来传记文学大盛，其写法多近似小说，环境如同实堪，声口务其逼肖，至于实情若何，似乎无暇顾及。我没有这个魄力，只能就事论事，循序而进，在资料允许的前提下，编排调度，使事件尽量完整，人物的行为与性格有所依傍。无意菲薄时贤，在传记文学的写作上，我还是服膺朱东润先生和他的《张居正大传》。
朱先生是传记文学方面的权威，他博古通今，文辞流畅。《张居正大传》史料翔实丰富、人物形象逼真传神。在关于明代的诸多传记作品中，它是足可以与吴晗《朱元璋传》比肩而立的佳作。韩石山以朱东润先生为榜样，足见其写传记文学基本思想已不同于其散文及小说创作。不仅如此，《后记》中的一席话，也说明他对时下诸君把传记、小说创作手法混同的看法：“魄力”是一种勇气，有勇气固然可嘉，但这种以“编”取代“真”的写作方法、写作勇气，怕是要愧对先人、今人与后人了；春秋晋国史官董狐的“赵盾弑其君”，堪称胆识俱佳的春秋之笔或董狐之笔。两者相比，前者之勇有欺世盗名之嫌，后者之勇却与天地共存，为当事者鉴，为后人所学。韩石山用自己的作品，实践了自己在传记文学上的思考。前文述及主人公的形象能代表无数文人，原因就在于作者在历时三四年，深入揣摩其诸多方面的基础上，对李健吾形象的挖掘及生发，从这一意义上讲，此书的目的也不仅仅在于为一个本该立传的人立传，也是为无数文人“立此存照”：或鉴或戒、悉听尊便！
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，笔者认为：在传记文学的写作过程中，作者应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去塑造人物形象，应坚持求真求善的原则去品评人物。韩石山《李健吾传》便是很好的例子。
记得曾谈及《李健吾传》的封面，大家皆感失望，惟有作者淡然不语。我知道，韩石山先生倾几年心血旨在披露一个真实而绝无雕饰的人物，因此，便不在乎任何细节的装饰。
